探访北京仅存的电报柜台

  一排十多个柜台,春节前繁忙的时候,柜台里十多个工作人员接过写着简短问候、消息的纸条,拿给电传机前的打字员,一个个敲进电传机,左侧的小铁盒里面滚出一张打满小孔的纸条。这张纸条顺着管道,在空气压力作用下飞到楼上,楼上的发报员滴滴答答地,将亲人回家、过年问候的消息传递给远方。这是20年前电报大楼电报窗口前的一幕。
  如今,电传机、发报机都已变成了展柜中的历史。那些埋头琢磨怎样简短说明自己意思的人和打字员早已消失,一排柜台前,坐满了办理手机、固化业务的客户。只剩下7号柜台还摆着“受理电报业务”的牌子,这个7号柜台如今是北京唯一一个能发电报的柜台了。
电报业务不再繁忙
  “这一个月,顶多了能有十个发电报的人。”坐在柜台前的大姐说。如今负责这个柜台的还有四名员工,大家轮班倒。
  听说记者要发个电报,大姐把一旁的一台标有“5133”的电脑打开——这个型号代表电脑是十多年前的主流机型586。“会填电报表吗?”说着,大姐递过来一张表格,“中间不空格,没有标点。”
  对于80后的孩子,很多人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语文书上学过“怎样发电报”。不过据现在的语文老师说,小学语文教科书早在多年前就已取消了电报的内容。据记载,作为地方中心的北京电报局,1960年,国内公众电报的交换量为2014万份,1990年更是多达4440万份。而去年的前11个月,北京局的交换量为10万份,仅是21年前的四百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水文气象等部门的信息电报,民用电报数量只占了极少的比例。
资费已多年没上涨
  记者填写了地址后,大姐接过去,在电脑上敲进了电报编码。她手边上还摆着一本《电报编码对照表》,大姐介绍,将电报输入电脑的输入法,是专门的电报码,遇上生僻字则需要查一下。简单的话语加上地址,“30个字,4块2。1毛4一个字。”怎么这么便宜?大姐说,电报的价格已经多年没有上涨过,“早年得让老百姓发得起电报,后来用电报的人越来越少。”
  据北京地方志《电信志》记载,1982年,经邮电部核算,电报成本平均每字约0.065元,而当时的电报价格是每个字3分钱,低于成本一倍多。于是,1983年底每字提价到了7分钱。1983年,一个北京普通工人的收入是30元,如今就算是2000元,工资也已上涨到70倍,而电报价格只涨了2倍。
  “预计12小时送达。”大姐边收钱边说,“早就没有加急电报了,现在只有普通电报一种服务。”
一封电报一家悲喜
  “祝全家幸福安康!新春快乐!”中午时分的电报大楼中国联通营业厅,7号窗口前,周女士填好了单子,把5元钱交给了7号窗口的大姐。这封电报,周女士要发给天津的大姐。
  周女士的大姐生于1952年,1968年,大姐随着知青的队伍去往北大荒。在北大荒结识了自己的先生,而男方是天津人,从此大姐也从北京嫁到了天津。“大姐在北大荒待了6年,那个时候很穷,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过年之前,大姐和大姐夫都要坐火车先到北京,初一或者初二再坐火车去天津过年。”周女士的父亲在郊区农场工作,每周才能回家一次,周女士的母亲没有工作,电话相互联系基本是不可能的。而生产建设兵团的条件更是有限,大姐与家里的联络,电报成了不二之选。
  “盼着他们回来。每次回来,热情的老乡都要给知青带上一点土特产。每年收到的电报都是‘×日到家’,但有两年例外,多了几个字‘×点接站’。看见这几个字,我和弟弟妹妹就特别高兴,因为肯定是带了很多土特产回来,拿不了啦。”火车站台上,大姐和大姐夫果然没有让弟弟妹妹们失望,“有一年带了一大书包的栗子、一大书包的榛子,还有一年带了一块东北的腊肉。”
  如今,周女士的父亲已到了耄耋之年,“以前过年前都是我爹来这里发个电报。其实,大姐家早就装上电话了,初一下午,大姐和姐夫就会从天津赶过来。可是老爷子有点……可能是怀念自己年轻时候的生活吧,每年都要给天津的大姐发电报。前几年老爷子还在前门那边的电信局发,后来前门那边没有电报服务了,老爷子岁数也大了,每年都跟我说,让我一定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如果电报消失了,或是被淘汰了……希望至少还能通信吧。”想起过去的事情,再说到今天的电报,周女士眼眶湿润。

(摘自《北京晨报》张十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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