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落难获胡适安慰

  溥仪对文化名人是很敬重的。如果说他接见泰戈尔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邀胡适相见于紫禁城,则堪称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了。
溥仪打电话亲邀胡适
  1922年5月17日,溥仪亲自给胡适打电话,召其入宫。和接见泰戈尔一样,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再次充当了引荐人的角色。此前,庄士敦曾为胡适之师,常把胡适的著作如《尝试集》《胡适文存》以及载有胡文的《新青年》等带入宫中送呈溥仪阅读,并在溥仪面前称赞胡适是大哲学家、大诗人。有了这层铺垫,溥仪对胡适更加仰慕,于是就有了这次电话邀约。
  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从另一个层面对溥仪和胡适的这次相见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胡适对溥仪也有兴趣,颇看重“皇帝的召见”,又经确认“小皇帝”脾气还好,也不会让他“三跪九叩”,遂决定“应召”。
胡适称逊帝为“皇上”
  1922年5月30日,溥仪和胡适在养心殿会面,溥仪称胡适为“先生”,而胡适则称他为“皇上”。溥仪与胡适的谈话约持续了20分钟,他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溥仪问起《诗》杂志,说“他很赞成白话诗,他作过旧体诗,近来也试作新诗”。又说他也赞成白话,还谈到出洋留学的事。临别时溥仪说,有许多新书他想看却找不到。胡适颇为动情地许诺说:“以后如有找不到的书,可以告诉我。”东渡留学从此成了溥仪追求的目标。
  溥仪那天说的一段最重要的话被胡适记录下来。这位末代皇帝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帝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胡适日记中记录下的这段话真实可靠,说明溥仪已经看清了清宫当时的本质问题,他的思想正趋向成熟。胡适见过溥仪后,感觉他太寂寞、太可怜了,但“有个性”,不甘寂寞,向往皇城以外的广阔世界,遂在1922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一首诗《有感》:“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后人评论,清朝遗老们说胡适是“新”人,他们不能容忍尊贵的皇帝受到“污染”;身处共和体制下的人们则认为皇帝是封建“老朽”,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他们不能谅解胡适前往“叩拜”之“奴性”行为;而胡适本人只觉得是去见“一个人”,一个寂寞、可怜的少年,如此而已。
胡适安慰“落难”溥仪
  1924年11月5日,胡适在北京西山听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颇为扫兴,晚上就给曾任民国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并多次出任外交总长的王正廷写了一封信:“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可见,胡适反对驱逐溥仪。
  胡适还亲自找到什刹海畔的醇王府,经鹿钟麟派来的门卫同意,入内会晤了忧心如焚的溥仪。这次见面,胡适没有再叫“皇上”,而向溥仪称呼了一声“先生”。谈话内容据后来溥仪回忆也变得时髦了。胡适劝溥仪出国留学,还表示愿意给予帮助。他仍使用和在养心殿一样的谦恭态度对溥仪说:“中华民国已然成立,你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和其他公民一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先生前途远大啊!”胡适的几句话无法消除溥仪的郁闷和烦恼,不过也算是对“宣统帝”落魄境遇的一点点安慰。
(摘自《长春晚报》张贤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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